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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 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来源:首页 | 时间:2018-11-28

  在更近的现实里,露露和娜娜作为贺建奎的实验结果,他要怎样去应对实验给她们人生可能造成的风险?她们是否拥有正常人类的生育权利?如果生育,作为我们要如何去处理她们的后代问题?这是整个人类社会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很多人形容11月26日这一天,有一种处在科幻小说开头般的恐惧。这一切都缘起于贺建奎宣称他所主导的一场生物实验成功了——“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

  如果这一切属实,被命名为露露和娜娜的这对双胞胎婴儿,在还是胚胎、没有被植入母亲子宫时,贺建奎的研究团队对她们的基因进行了编辑修改,以此达到对艾滋免疫的目的。

  在此之前,很多研究者做过基因编辑的实验,但是都会在胚胎发育极早期就中止,科学家们也会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艾滋病患者,将患者的免疫细胞修改,这不会影响患者的生殖细胞,不会影响他的子孙后代。但这一次,让修改过的胚胎完全发育直到诞生,是第一次——科学共同体的底线被打破了。

  2016年8月4日,深圳市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内,贺建奎指导实验室工作人员工作。 图 / 网络

  如巨雷降临,没什么事情再能分散国内外科学家的注意力,责问、质疑、对抗、支持,一时并发,122名中国科学家联署反对并强烈谴责这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贺建奎也许早就预料到了自己造成的地震余波会有多大。他选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召开的前一天通过媒体发出消息,致使这场峰会的焦点迅速被转移到他的研究上。

  但舆论造势其实已经从几周前就开始了。他到处寻求伦理建议,在youtube和优酷上发视频,甚至聘用了一名美国公关教授,接受了美联社的采访。

  贺建奎履历光鲜,2006年,他获得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学学士学位,在美国莱斯大学读博后,又前往斯坦福大学就读博士后,期间师从美国科学院院士斯蒂芬·奎克教授,从事基因测序研究。

  在youtube上,他注册了The He Lab的账号,上传了几段宣传视频,用英文来解释为何使用基因编辑技术修改CCR5基因来预防艾滋病,“我们坚信历史(伦理)终将站在我们这边”。优酷上,他也以贺建奎实验室为名,挂着相同的内容。但这些研究并未在任何权威期刊上发表,未能经历同行评议。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对此评论说:“我最讨厌科学家通过媒体发表他的成果,这要让科学家如何审查研究?”

  他把自己推到了舆论风暴和聚光灯的中心,比起科学家,更像是一个策划者,精心制造了这场活动。

  露露和娜娜这对双胞胎,父亲是艾滋患者,母亲是健康女性,本就可以不通过基因编辑,直接通过更为安全便捷的方式避免感染上HIV。她们被家人感染的风险就几乎为0,为什么还要获得对HIV的免疫,却承受更容易感染其它病毒的代价?

  而对于实验本身,由于艾滋病毒的高变性,即使编辑了基因,也还有其它受体可以使用,这并不能完全阻断艾滋病毒感染。

  美国波士顿BIDMC医学中心博士后王宇歌表示,中国艾滋病病毒主要流行的是AE亚型,如果要编辑基因应该编辑CXCR4,但敲除CXCR4会影响胚胎发育。这意味着敲除CCR5不仅不能预防艾滋病,除了基因编辑本身的风险,还可能影响免疫发育,目前其风险不得而知。

  但贺建奎仍然选择了更为激进且风险不可控的方式:“总要有人走这一步,不是我,也会是其他地方的什么人。”

  更何况,他和团队所采用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可能会有脱靶的风险,也就是说,这种技术也许会错误定位了目标基因,造成不该编辑的地方被编辑了。如果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出错了,结果可能会导致其它病变,想要把基因改回来,是不可能的,新的DNA会在婴儿体内永久留下印记,直到死去。

  如果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出错了,结果可能会导致其它病变,想要把基因改回来,是不可能的。 图 / 网络

  尽管基因研究已经走的很远,但是人类真正了解的基因,占基因库的比例少之又少。一旦脱靶,没有谁能预估到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中外科学家最担心的问题,即使是贺建奎也承认。

  就在2017年2月,贺建奎还在科学网博客上写道: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即使不考虑脱靶问题,修改了CCR5基因,也可能使露露和娜娜一生暴露在危险之中。CCR5对人体免疫细胞的功能和心血管都非常重要,被修改者有死于流感和感染其它病毒(如West Nile)的风险。

  在微博上,有人把她们称作试验品、异类,而不是人,有人说要剥夺她们的生育权,甚至还有人说应该杀死她们维护人类基因库。露露和娜娜除了要遭受更易感染病毒的风险,还不得不面对这个世界的自私、贪婪和恶意,活在“楚门的世界”里。

  贺建奎曾对美联社表示,会为出生的孩子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险,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如果引发了意外的副作用或伤害,“我会像他们一样痛苦,这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但在他的研究官网上,发布了基因编辑项目的知情同意书,里面提到实验中会出现脱靶风险,项目团队表示不承担此项风险,因为这“超出了现有医学科学和技术的风险后果”。

  基因编辑CRISPR-Cas9技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发明,到现在已经发展了近五十年,并不是什么崭新的技术,贺建奎也并不是第一个在基因上“做手术”的科学家。

  在已经被曝光的医院伦理申请书里,贺建奎提到已经有科学家通过同样的技术通过破坏乙肝病毒,实现了基因治疗,但在这个案例中,基因手术刀的对象并不是人类胚胎。

  在国内,2015年4月,中山大学黄军就教授的团队,也在人类胚胎身上进行了基因编辑,但那一次实验中使用的胚胎,是没有发育成为成熟的个体,因为国际上通行人类胚胎体外研究不得在体外培养人类胚胎超过14天,这是基本的伦理原则。如果贺建奎在美联社采访中所言为事实,他就没有遵守这条伦理原则,并且在本月将基因修改了的胚胎实现了分娩。

  受精卵是身体所有细胞的起点,贺建奎在单细胞时期对基因进行了修改,之后胚胎分裂分化的过程里,这些修改将有可能进入所有细胞,包括生殖细胞。贺建奎的一次修改不仅仅会影响实验对象,它可能会通过繁殖的方式进入到整个人类的基因库。

  2016年8月4日,深圳市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内,贺建奎指导实验室工作人员工作。 图 / 网络CCR5基因缺陷并不是一个空前的事情,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科学家王立铭称,在1?北欧后裔里就出现过天然的基因缺陷。但问题是贺建奎所采用的CRISPR-Cas9技术,很难规避在敲除目标基因之外,不会对其它的基因造成影响。在今日下午由 NGOCN曝光的《基因编辑项目知情同意书》里,贺建奎也在风险章中提到了“脱靶效应”是超出现有医学科学和技术的风险后果。

  由于现有的基因监测技术有限,贺建奎在视频里称除了CCR5基因上有修改之外,没有别的基因发生改变是难以被保证的。这些潜在被改变的基因,可能在第一代表现并不明显,但考虑到基因系统的复杂性,它可能会在第二、第三、乃至更在遥远的代际之后对人类这个群体产生目前难以想象的影响。

  在更近的现实里,露露和娜娜作为贺建奎的实验结果,他要怎样去应对实验给她们人生可能造成的风险?她们是否拥有正常人类的生育权利?如果生育,作为我们要如何去处理他们的后代问题?这是整个人类社会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昨晚,正在香港参加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的贺建奎,通过视频回应了学术圈对他的伦理指责。

  他穿着一件没有褶皱的蓝色衬衫,用英文说到:“把孩子叫作定制宝宝是错误的,这对有遗传疾病的父母来说是一种诋毁,这是在试图制造恐惧和厌恶的情绪……这些父母携带着致命的遗传疾病——而这通常是两万个基因中的一个微小错误导致的。如果我们有能力帮助这些父母去保护他们的孩子,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关于如何帮助这些家庭,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们坚信历史(伦理)终将站在我们这边。”

  这样的回应,并没有解决学术界的疑问。24位基因领域内专家通过圈内媒体BioArt编辑部发声,北京大学教授魏文胜在采访中怀疑了贺建奎本身的研究动机。他提出了几个疑点,贺建奎在这次研究里所做的一切,无论是CRISPR-Cas9在人类胚胎上应用,还是CCR5基因和艾滋病的关联都已经在先前的研究里被证明过了,除了真正诞生基因编辑婴儿这点。“我真的很难理解他开展这样的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人类一共有两万多个基因,从诞生开始就一直被继承下来。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王立铭教授在CRISPR-Cas9这项技术上有所研究,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书称它为“上帝的手术刀”。在贺建奎这件事情上,人类害怕的,不是这项技术,技术可以成熟,但它所带来的类似上帝一样对人类产生影响的权力才是隐患。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颜宁了解这件事后,在微博上说:“虽然学界集体愤怒了,说实话,想想过去几年,好几位投资人问的最多的问题不外乎两个:如何更加健康长寿?如何优育?当我们学术界很单纯地就学术道德、科研伦理、研究风险声讨的时候,没准一小部分的丧心病狂们已然偷偷塞钱,开始下一轮更大规模的实验。魔盒不是今天才打开的......”

  贺建奎的微信自我介绍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南方科技大学-瀚海基因-因合生物。作为一个一只脚踏在学术圈,一只脚踏在商业圈的科学家,他面临着资本和伦理之间更强烈的拷问。

  2017年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3月,他开始了在人体胚胎上进行基因编辑的研究,而他所研发的第三代基因测序仪让他参加了央视的“还看今朝”栏目,在上面他意气风发表示 Genocare(第三代测序仪)可以在24小时之内完成相对精确的基因检测,未来还可以拉动基因测序进入到100美元的时代,尽管到现在仪器还没有定型量产。2018年4月,瀚海基因获得了2.18亿元A轮融资。现在的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更是一个商人。

  虽然贺建奎在视频中说,他同时反对人类利用基因编辑改变人体的特征,比如发色、身高等做出改变。但是在多利羊诞生之前,人类也以为不会有克隆生物的出现。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有这样的观点:基因工程在初期价格一定会相当昂贵,仅仅成为富人的选择。但技术是否能越来越便宜,流行起来取决于科技发展的速度,没有人能够保证将来基因工程会随处可见。而当前在生物伦理学家看来最为普遍的担忧是,这一技术只有富人可及。

  弱者似乎更容易成为这项技术的“小白鼠”。给贺建奎提供实验对象的“白桦林”,本身是一个在北京做艾滋病人互相帮扶的公益组织。

  去年5月,白桦帮助贺建奎公开招募受试者,应试者远超出预期,近两百个艾滋家庭前来打听,大多是询问,“项目需要多少钱?”艾滋患者和病毒携带者并不能在国内进行试管婴儿手术,如果不抓住贺建奎这次提供的机会,他们想要彻底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去国外至少需要数十万的花费。

  今天下午,贺建奎研究室官网上两份基因编辑项目的知情同意书被曝光,称项目组承担每对夫妇280000元试验所需要的费用。

  当贺建奎用英文在互联网上轻快地形容,两个能抵抗艾滋病女婴在几周前健康诞生时,露露和娜娜,她们的一生,就注定了是要被特殊待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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